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提名揭晓 江苏戏剧界5人入围主角奖

但这个讲法也有重大的缺陷，其实世界各国在过去十几年里企业储蓄率都在明显上升。

到了现代，当中国挣脱列强羁绊而开始独立自主推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时，也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并没有将近代落后的全部原因都归结于外部势力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更多地是自省，更多地归咎于自身的错误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而且，中国向海外贷款的金融机构、向海外投资的企业都要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即使是在中国央企内部，懂行的人也都明白各级管理人员每年承受的考核压力何其沉重，更何况中国国内自2017年就开始着力加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中国严厉的问责制度下，主管的经理人没有兴趣在海外东道国制造债务陷阱而断送自家前途。

1981年，即使在采取了停止执行进口合同的极端措施，我国外汇储备支付进口比率仍然只有1.48，不足公认储备安全线的一半。由于拉贾帕克萨兄弟不仅曾联手消灭反政府武装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终结连绵近30年的内战，而且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执政时对华经贸取得了长足发展，进而对斯里兰卡战后恢复和跃居南亚区域发展标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却被某些外部势力和国内反对派扣上中国债务陷阱的帽子。还有些第三国投资者本身就是恶意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幕后始作俑者之一，之所以蓄意抹黑、排挤中方，本来就是为了自己独占市场之后能够向东道国索取更多。国际金融学界和业界通常认为，一国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其实，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当时同样一度遭遇进口、贸易逆差猛涨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困局，但通过调整、改革成功应对了这一外部挑战。

[2] 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本国主要出口商品行情下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平常年景更迫切需要外部资金弥补他们本来就存在的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问题是他们正面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萎缩的局面。二、全球经济贸易及融资环境不利债务东道国 纵览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及融资环境，不难看到，当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不是经济贸易高速增长、流动性充裕、资金供大于求，而是相反，以至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纷纷下调自己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预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主要出口商品行情由此承受了较强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反对者没有提出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潜在增长率之上的证据，他们反对刺激的理由因此是不充分的。

在中国大鱼是国企，小鱼就是民企。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银行里存着，影子银行的业务没了，银行的钱流不到直接融资那部分去。可是，风险高，不能仅仅让他爆掉，爆掉老百姓就不干了，公安机关只好把P2P老板抓起来放监狱去。然而，中国经济在2015年发生了较大的波动。

本文的观点是，过去两年的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而是因为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资管新政——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但是，恢复增长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修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彻底管死。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由此来看，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完全归因于结构调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么大的刺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2017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企业经营状态大幅度改善，国有企业的利润更是大涨40%。

由此观之，2018年以来的增长减速是在前一年复苏的前提下突然发生的，没有必然的基本面基础，而是和去杠杆过快、过猛有关。高风险与低风险打包组合，比如组成一个产品阳光100卖给民众。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2016年年初开始加强资本管制，并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年发行地方政府国债6万亿元，央行也首次主动实施大规模扩表，社融扭转了上年下降的状况，比上年增加11.3%。

经过这几年的去杠杆却带来直接融资的萎缩，值得关注。2016年之后，因为外汇储备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

先是股灾，后又有811汇改。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 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了解扬润大桥的盈利能力怎么样。

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杠杆率比较高。中小民营企业的风险本身高，既想让银行给他们放贷款，又想让银行把利率压下来是不现实的。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要一个国家是银行主导，杠杆率就会走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FDI企业要低三分之一。央行的通胀管理也比较好。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帮老百姓处理风险。

然而，资管新政实施以来，没有机构敢这么干了，一旦出事国有企业老总就得下课，所以国有企业也不去贷款了，以前拿着3%的贷款放在一个资金池里，可以得到10%以上的回报，国企即便是不用经营自己的主业，在这里倒腾货币就有收益，现在不敢如此操作了。在这次景气下降期内，国家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

几年间直接融资市场基本消失，民营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导致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城投债目前还没有一只违约，原因不是它们的表现都很好，而是因为背后有政府信用支撑。

去年上半年，股市下跌30%。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大池塘里面养鱼，有大鱼和小鱼，大鱼肯定吃得多，如果发现大鱼吃得多干脆就不投食，结果会发现小鱼死得更多。

后果之三，直接融资大幅度下降。我们应该想好后手，风险暴露之后得有办法收场。现在不让搞风险组合，大家不敢涉足长期投资，多是玩短期的，怕承担风险，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三是清理各种资金通道，限制一些高风险的通道业务。

资管新政实施之前，资金池泛滥，形成类似于存短贷长的期限错配现象，从而造成潜在的支付风险。一类是全国人大认可的负债，包括一般性国债和专项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保六建议，在财经政策界引起热烈的争论。实际上，这对生产力是一种破坏，对社会稳定也是破坏。

然后是2004年到2010年出口增长带来的景气扩张期。然而，2018年上半年出台的资管新政，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却对民营企业起到了反向的结果。

之所以最后一次景气下降期推迟到2010年之后，是因为2008年实施的四万亿计划让前一波景气上升期延续了两年。比如，小额信贷公司的助贷业务急剧萎缩。后果之一是民企成为去杠杆对象。中美贸易战开打有一些影响，但最重要还是资金量急剧下降（2018年新增社融19.2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14万亿元）。

很早以前，我有一个硕士学生卢峰，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中国经济里面存在漏损效应。一年之内，中国的资金外流达到1.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下降近9000亿美元。

二是银行资管业务从银行剥离，目标是要打破刚性兑付。那些年我们的准备金率是22.5%，在全世界算是最高的。

和前两条不同，这条措施从根本上不完全正确。把所有风险打包的机制取消掉，导致金融机构运营受限。